疟疾是由疟原虫感染引起，通过雌性按蚊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当前疟疾防控手段主要包括：应用杀虫剂降低病媒蚊虫种群密度来预防和减少疟疾传播，以及利用抗疟药物治疗疟疾患者。然而由于蚊虫抗药性和疟原虫的耐药性，近年来全球在减少新增疟疾病例方面进展已放缓，亟需研发新的防控手段。控制疟原虫在媒介按蚊体内的感染，是源头遏制疟疾传播的新思路。利用媒介按蚊肠道共生菌来阻断疟疾传播的共生菌防治策略，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其技术方法不断迭代创新。该文总结了疟疾共生菌防治从概念提出到不断发展20年间取得的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和应用进行展望。

疟疾是经媒介按蚊叮咬传播的媒介生物传染病，曾给我国造成沉重的疾病、经济和社会负担。经过长期卓有成效的疟疾控制和消除行动，2021年6月我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从新中国成立初的“除害防病”爱国卫生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的“媒介蚊虫综合治理”，到21世纪初提出的“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再到消除疟疾阶段的“疫点处置媒介按蚊控制”，70余年来我国媒介按蚊防控策略不断演进创新，防控技术不断更新完善，在我国消除疟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我国为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防控疟疾输入引起再传播流行风险，仍面临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务必继续做好境内媒介按蚊可持续控制，更要积极加入全球消除疟疾行动，分享中国疟疾媒介按蚊分层、可持续控制策略和实践经验，为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美好愿景贡献中国智慧、策略和技术。

按蚊属蚊虫是重要媒介生物，全球已记录8亚属480种，我国已知2亚属62种，是人类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全球疟疾每年仍致数十万人死亡，多为5岁以下儿童。我国在疟疾控制上取得了重大成效，已消除本地疟疾的传播，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但每年仍有境外输入病例。疟疾的消除得力于有效的媒介按蚊控制措施，也得力于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随着气候和环境变化，主要传疟种类及其生物生态学特征也在发生变化，媒介的监测和控制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该文概述了我国按蚊属蚊虫的分类和系统发育研究、主要传疟媒介的生态习性及传疟能量、监测和控制现状，为加强媒介蚊虫及其传染病的控制提供参考。

目的 应用微卫星DNA检测中国雷氏按蚊群体的遗传差异和结构，探讨群体遗传分化的影响因素。 方法 用吸蚊管人工吸取成蚊，依据形态与核糖体DNA第2内转录间隔区分子特征鉴定雷氏按蚊，对9个微卫星位点进行基因扫描，基于微卫星DNA的片段长度多态性，计算群体内和群体间的遗传差异，Structure软件推论分支数，并计算有效群体规模。 结果 在17个采集地获取雷氏按蚊216只，合并为9个群体进行分析。雷氏按蚊群体平均等位基因数范围为3.22～7.44，平均期望杂合度和观察杂合度范围分别为0.48～0.71和0.33～0.47；群体间固定指数范围为-0.01～0.25，平均为0.13；群体内的遗传变异（86.55%）远大于群体间（13.45%），群体间的遗传变异水平与地理距离呈正相关。Structure结果显示雷氏按蚊群体可划分成2支，第Ⅰ支包括辽宁和广东群体，第Ⅱ支包括我国的海南、湖北、河南、云南、四川群体和韩国群体。 结论 我国雷氏按蚊群体的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群体个体间，其变异水平中等，群体遗传结构符合地理隔离模型。研究结果提示雷氏按蚊属于2个基因库，云南群体为原始基因库，向东、北方向扩散的过程中，逐渐出现另一基因库的个体。

目的 了解现场中华按蚊与孳生地水体的细菌菌群组成，分析其间的差异性。 方法 采集上海市嘉定现场的中华按蚊雌蚊，分为未吸血雌蚊（A）和饱血雌蚊（B）2组，以及孳生地水样（W），分别提取宏基因组DNA。应用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测定16S rDNA V4变异区。整理统计测得的序列数目和操作分类单元（OTUs），分析细菌菌群的组成和丰度、细菌群落的丰富度和多样性，以及菌群组成在群落间的变化率，并与其幼蚊（L）进行菌群结构的比较。 结果 获得优质序列数和精简后OTUs数分别为129 056和2 622.5（A）、171 734和3 324.5（B）、225 890.5和2 997（W）。精简后的OTUs隶属20个门，144个科，295个属。Chao1指数从高到低为B>W>A，辛普森指数为B>W>A，香农指数为A>B>W。分析细菌菌群丰度显示，A与B样本中优势菌均隶属变形菌门和厚壁菌门，丰度高的细菌为不动杆菌属（A，41.35%；B，25.71%）和泛菌属（A，10.58%；B，12.70%），B样本的 Asaia丰度最高为40.85%。W样本中优势菌均隶属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丰度>10.00%的为 Desulfosporosinus（24.19%）、弯杆菌属（19.48%）、产黄菌属（15.27%）、假单胞菌属（12.19%）和 Alkalibacter（10.28%）。各样本间细菌菌群差异的 t检验结果显示，成蚊A与B样本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门为1个，而W样本与幼蚊、成蚊之间为9个。主成分分析可见同组的样本间细菌多样性相近；热图聚类分析显示W与L聚为一支，B与A聚为另一支。 结论 获得了现场中华按蚊雌蚊和孳生地稻田水体的细菌菌群组成，雌蚊共生的优势菌群为不动杆菌属、泛菌属和 Asaia；W样本中的细菌与其中生活的幼蚊之间、雌蚊A与B样本间的细菌菌群相似程度高。

目的 对四川省广元市中华按蚊3种杀虫剂的靶标基因进行测序分析，检测抗药性相关的基因变异，为该地区的按蚊化学防治提供指导。 方法 对2018年9月采集于四川省广元市龙潭乡建设村的35只中华按蚊雌蚊去除腹部后提取基因组DNA，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获得乙酰胆碱酯酶（ ace）、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 VGSC）和γ-氨基丁酸受体（ rdl）基因片段序列后进行测序分析。 结果 对比参照品系基因序列，此次检测的35只中华按蚊个体中，20.00%的个体存在抗性突变，其中 ace抗性等位基因（119S）频率为5.71%， VGSC抗性等位基因（1014F、1014C）频率分别为7.14%和1.43%， rdl抗性等位基因（296S）频率为14.29%。携带抗性突变的中华按蚊所占比例较低（<20.00%），但突变个体中有70.00%以上是多靶标基因突变。 结论 该中华按蚊种群存在一定比例的抗性等位基因，具有向高水平抗性发展的遗传基础，多靶标基因突变个体的存在预示该中华按蚊种群具有发展为多重抗药性种群的可能性。

目的 了解杭州市消除疟疾后传疟媒介按蚊种群及密度现状，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及输入性疟疾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方法 2018－2019年选取杭州市10个区（县、市）为传疟媒介监测点，采用诱蚊灯法、人诱法、勺捕法分别进行传疟媒介成蚊种群及成蚊、幼蚊密度监测，同时收集2016－2020年杭州市间日疟确诊病例个案调查资料，对传疟媒介及疟疾疫情流行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2018－2019年各监测点采用诱蚊灯法共捕获各类蚊虫1 686只，传疟媒介按蚊中仅发现中华按蚊（116只，占6.88%），主要分布于郊区和农村，城区未捕获；人诱法成蚊密度监测共捕获中华按蚊834只，7月下旬密度最高，其中郊区点为0.56只/（人·h），农村点为5.63只/（人·h），淳安县达到20.50只/（人·h）；勺捕法幼蚊密度监测仅在稻田中捕获中华按蚊幼蚊373条，分布在淳安县、桐庐县和临安区，勺舀指数分别为0.70、0.05和0.02条/勺，7月下旬幼蚊密度最高（平均为0.54条/勺）。2016－2020年杭州市共确诊境外输入性间日疟病例12例，病例主要分布在余杭和西湖区；病例发病到确诊的时间平均为（7.08±8.24） d。 结论 中华按蚊是杭州市持续存在、唯一的传疟媒介，主要分布在农村且有明显的季节性，境外输入性间日疟病例未及时发现仍存在再传播的风险。

目的 掌握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州）12个县（市）消除疟疾后传疟媒介按蚊分布情况，评估当地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为巩固当地消除疟疾成果和制定当地消除疟疾后防止输入再传播技术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2017年7－9月，将每县海拔分为高、中和低3层，每层选1个自然村为调查点；采用全通宵诱蚊灯捕蚊法和半通宵人诱捕蚊法，在每个调查点的东、西、南、北、中各选取1间畜房或人房为观察点，每月每个调查点连续3晚进行全通宵诱蚊灯捕蚊，同时在低海拔调查点每月开展1晚半通宵人诱捕蚊。 结果 2017年7－9月共捕获按蚊13种，其中中华按蚊在12个县（市）均有分布，微小按蚊仅在云龙县捕获，昆明按蚊在祥云、剑川、宾川、鹤庆、洱源、巍山和大理7个县（市）有分布。全通宵诱蚊灯捕蚊法揭示，按蚊密度最高的是祥云县，为164.55只/（灯·夜）；半通宵人诱捕蚊法揭示，仅在剑川和鹤庆县捕获到按蚊种类，密度分别为0.72和0.06只/（顶·h）。 结论 结合2018－2020年疟疾输入病例疫情，大理市属于间日疟再传播风险市，云龙县为潜在多种疟疾再传播风险县，其他10个县均为潜在间日疟再传播风险县，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加强疟疾防控人员队伍建设和传疟媒介按蚊监测工作。